现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是谁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简历及级别工资

档案 Martial arts 2015-08-06 05:36:09 来源:宁夏在线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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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台长中央电视台的“掌舵人”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是中央电视台发展的见证人,他们为中央电视台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中央电视台自1958年5月1日创办以来至今历经11任台长,分别是:罗东(央视第一任台长,1958年~1960年)、孟启予(央视第2任台长,1960年~1966年)、任继胜(央视第3任台长,1970年~1980年)、戴临风(央视第4任台长,1973年~1982年)、王枫(央视第5任台长,1982年~1988年)、黄惠群(央视第6任台长,1988年~1991年)、杨伟光(央视第7任台长,1991年~1999年)、赵化勇(央视第8任台长,1999年~2009年)、焦利(央视第9任台长,2009年至2011年)、胡占凡(央视第10任台长,2011年至2015年)、聂辰席(央视第11任台长,2015年~)。

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第一任“一把手”罗东从来都没被叫过“台长”,他一直是被称为“主任”,级别为处级。在中央电视台51年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任女性一把手,一位是在罗东之后的第二任台长孟启予,一位就是在杨伟光之前的第六任台长黄惠群。

从严格意义上讲,第五任台长,1931年出生的王枫,算是首位能够被称为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人。他在《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年》的人物志上是被排在第一位介绍的。从他开始,中央电视台台长开始越来越被重视,并开始出现广电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先例。此外,中央电视台台长从王枫开始,明确定级为司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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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台长级别

中央电视台台长一般为副部级。中央电视台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广电总局是正部级单位,中央电视台是副部级单位。

副部级和副省级是平级的,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般是副省级,调任中央电视台台长从职别上来看是平级调动,但是从中国官场的传统来看,京官的地位和声望一般比地方官要高一些。因此广义上从省委宣传部长调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实际上相当于升了半级。

中央电视台台长待遇

央视属于事业单位,其实在央视当差,工资高不到哪去,作为台长工资有个万把元就不错了。主要还有绩效考核和一些员工福利。诸如户口、五险一金、养老、编制等等。

历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履历

罗东(央视第一任台长,1958年~1960年

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的第一任“一把手”罗东从来都没被叫过“台长”,他一直是被称为“主任”,级别为处级。

1958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这个“北京电视台”并不是现在的地方卫视,而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在中央电视台2008年拍摄的专门为了纪念中央电视台诞生的纪录片《开创》中,留下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任“台长”罗东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照片,也留下了他人生垂暮时的最后影像。1998年,罗东因病去世,享年80岁。

在中央电视台首部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前几页的照片集锦中,收录了杨伟光之前的中央电视台历任领导人的照片,罗东排在第一位。这本年鉴也对这些中央电视台史上的老电视人做了人物志。

1957年8月17日,当时主管广播电视事业的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试验台筹备处”,任命罗东为主任,孟启予(女)、胡旭为副主任。

为什么罗东、孟启予、胡旭等人被指定来当筹备处的正、副主任,承担起在新中国建立电视台的开创性责任?从他们的履历上来看,他们当时完全可以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新闻宣传人。

时年39岁的罗东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中共平山县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等职。1945年8月起任《冀晋日报》副总编辑、《鄂豫报》社社长等职。1949年5月,他参加接管国民党武汉广播电台,后任武汉新华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1957年他被调往中央广播事业局任编委。

而37岁的孟启予则是个资深的广播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成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带领一班人创办了少年儿童广播节目,1955年她又奔赴莫斯科华语广播电台当编辑。

39岁的胡旭也在文艺团体、广播系统工作多年。

为了让罗东他们全面了解电视台的技术业务和管理,1957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派罗东和孟启予等赴前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考察访问。

就是当年这个戴眼镜、一副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形象的罗东,1958年3月从欧洲一回来,就宣布,北京电视台要在1958年5.1日开播。

一没有设备,二没有人才,却要在两个月内让中国从来没有的电视信号发射出去,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个目标在拼命耕耘的第一代电视人的努力下的确达成了。

对于当时所有同事的疑惑,罗东曾充满自信与远见地说:“虽然电视刚刚起步,但我们电视台一定会超过其他媒体,我们现在是来铺路的,我们将来会为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

1959年10月10日,中央正式任命罗东为“北京电视台”(对内仍称“电视部”)主任,孟启予、胡旭为副主任。罗东的级别是处长,因为“北京电视台”是隶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处级部门。

孟启予后来回忆自己任上最难忘的事情是她要到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电视台”台标。

1960年9月15日,广播电视事业局党组任命孟启予为局党组成员,并任北京电视台“副台长”,负责全面工作。而老“主任”罗东则前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当时是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中央电视台历史上首轮一把手的更替不是因为年龄,完全是因为工作安排。这次更替,是一次处级干部的更替。

在中央电视台51年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任女性一把手,一位是在罗东之后的第二任台长孟启予,一位就是在杨伟光之前的第六任台长黄惠群。

1963年12月3日,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丁莱夫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宣布:孟启予任北京台代理台长(对内称“代理主任”),负责全台工作,重点抓宣传业务。

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电视人,出生于1920年的孟启予参与创办了“北京电视台”的全部过程,而且,从1957年到1982年离休,她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

孟启予后来回忆自己任上最难忘的事情是她要到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电视台”台标。这个台标从1965年1月1日一直用到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不过,“文革”一开始,孟启予就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并从此靠边站,“北京电视台”进入军管时期,军代表负责主持电视台工作。

和赵忠祥同时被招考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女播音员吕大渝在她的回忆录《走近往事》里提到,“文革”开始没多久的一天,她看到平日里风度翩翩的孟启予面色阴沉,戴着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原来她被人剃了阴阳头。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制片人陈晓卿,于2006年3月3日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我们没有完全失忆》中写到,他在一堆被废弃的胶片里,亲眼看到记录孟启予被人一巴掌从台上掴到台下的废弃胶片。

直到1973年1月,军管小组撤离,孟启予才又被任命为副台长。而且在四位副台长中排名最后。担任台长的是由军代表转任的任继胜。

从负责全盘工作到排名最后的台领导,中国电视的拓荒者孟启予“不升反降”,直到1982年离休,她都是排名靠后的副台长。甚至在《杨伟光的中央电视台岁月》一书中,一张杨伟光和孟启予的合照,孟启予的名字被写成了“盛启予”。

中央电视台的“文革”岁月和当时中国的所有其他单位一样,被认为是混乱不堪、备受挫折、受到严重干扰的一段时光

孟启予(央视第2任台长,1960年~1966年)

孟启予原名陈元。女。福建长乐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曾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建国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曾负责筹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广播部,并任主任。

1945年8月15日抗日胜利,中央决定马上恢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孟启予卷起铺盖,带着刚刚学步的孩子就上路了。1947年3月,孟启予随电台一起突破敌人封锁,改呼号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孟启予的声音高亢清脆,音调义正词严,像战鼓般鼓舞着全军士气。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陕北新华广播随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孟启予继续奋战在广播工作的第一线。 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的创办者,也是新中国“电视广播”事业的先驱者。

孟启予1955年赴苏联,任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部编辑。1957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并任副主任。1978年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理事。

孟启予是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批播音员。20世纪50年代,她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赴前苏联学习,回国后成为北京电视台创办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她指挥了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现场直播,使电视在体育赛事报道中崭露头角。20世纪70年代,在她的精心组织下,“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群众大游行”等一系列电视报道,记录了中国人的大悲大喜。20世纪80年代,她组织协调审判“四人帮”的大型电视现场直播,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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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传记文学《大海的一朵浪花——孟启予的广播电视生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真实地记录了孟启予大姐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反映了跨越两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和历史轨迹,准确地回顾了中国电视事业初创时期的艰辛与奋进,突出地揭示了20世纪50—80年代,中央电视台一些重大报道活动中鲜为人知的片段与细节。既真实地记录了孟启予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创业过程,也真实地记录了她敢爱敢恨、坦荡大气、热心助人的美好品行。同时,作品也没有回避她对曲折生活经历的深刻反思,读来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

不论是孟启予的工作还是生活,不论是事业还是家庭,不论是她一帆风顺还是身处逆境,作者以时代发展为经线,以个性化的人和事为纬线,经纬分明,循序渐进。全书为12章,每一章分为5至10个小节,每个小节集中笔力讲述一个主要故事,既尊重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又不拘泥于自然时空的限制,结构灵活,文风朴实,特别是白描手法很有特色。不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活动,白描的手法不仅可以最迅速地展示个性特点,吸引读者,而且也避免了过度渲染与修饰可能带来的扭曲与失真,最大限度地再现了生活的原生态。作者尽可能减少笔端的主观感受,有利于读者做出个人的判断与认同。在平实中凸现真实与鲜活,是拉近读者与主人公,拉近读者与历史的有力抓手。全书抒情和评论的文字着墨不多,而且都是随着叙事主线的起伏,有机地散落在各章节之间。作品谋篇布局上与遣词造句的风格相谐调,各章节与段落短小灵活,句式句型精悍简约,没有冗长重叠的修饰语和复合句,文气贯通,有一气呵成之功。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暨中央电视台50年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无数幕后英雄的不懈努力与奉献,读一读《大海的一朵浪花——孟启予的广播电视生涯》,可以让每一位读者对电视工作者有更新的认识:“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我知道你报道了谁”。这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一代又一代广播电视人的最大褒奖和鼓励。

任继胜(央视第3任台长,1970年~1980年)

这是央视跨越“文革”的岁月,其中的复杂情形一言难尽。

197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撤出后,中央任命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作为军人出生的任继胜显然对电视台的业务并不精通,因此几乎从1973年1月开始,已经担任副台长10年并兼任新闻部主任的戴临风,主管电视台的各项业务工作。

戴临风(央视第4任台长,1973年~1982年)

戴临风,原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著名电视电影制作人。主要与王扶林,张纪中,张中一,沈好放等著名导演合作拍摄电影电视剧,一般担任监制一职。

戴临风,原名戴永成,1920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新宾县位于辽宁东部,属于长白山的支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在戴临风的记忆中,那里群山环抱,一水中流,风光秀丽,物阜民丰。他出生在一户满族小商人家,父贤母慈,尤得祖母疼爱。八岁入学,聪慧过人,每试必能名列前茅,九岁时便可写信,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想好景不长,祖母突然病故,为人正直的父亲经商遭人暗算破产,1931年5月举家迁往天津,靠父亲在天津泸台盐务局职员的微薄薪俸谋生。不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他们真正是有家难归,直到2000年戴临风才得以重回苇子峪。

1935年,戴临风毕业于天津市立第三小学,考入北平东北中学。这是一所东北流亡子弟学校,1931年为张学良所创办,隶属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亲任校长,王化一任代理校长,实行军事化管理,配备有一个警卫营的全部装备。学校抗日气氛很浓,每年九月十八日都要举行阅兵、军事演习,并绝食一日。还设有纪念警钟,要学生毋忘国耻。然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后,取缔各种救亡活动,限令东北流亡团体撤出。东北中学被迫迁往豫鄂交界的鸡公山。

对于鸡公山,戴临风记忆犹新,他写道——

“鸡公山,好风光,南下武汉北信阳

军阀靳氏留大厦,五百人居有课堂。

多国外旅起别墅,时闻钟声出教堂。

座座清脊藏樾处,为我留出寝寐房。

半山云海半山雨,天上人间共一方。”

在鸡公山,戴临风经历了“二一九”学潮,深为进步学生抗日热情所感染,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西安事变后,学校失去了张学良的保护,国民党当局借机要取缔东中,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甚至提出要将东中数百学生押送出山海关外,欲借日军之手消灭,终因怕引起公愤而作罢。遂以镇压叛乱为名,于1937年除夕之夜将东中包围缴械。还撤换代理校长孙恩元,让CC特务份子赵雨时来接任校长,引起东中师生的强烈不满,戴临风后来回忆时写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星火燃爆炸药箱。护校声浪如潮涌,鸡公山上烽火狂。半数学子赴武汉,救亡总会作后防。我虽未满十七岁,毅然出走到武昌。”东中学生的护校斗争长达半年之久,直到1938年4月,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支持下,湖北省教育厅被迫撤去赵雨时校长职务,改派无党无派的东北籍地质学家马廷英为校长,同时宣布将东中改为国立东北中学。由于戴临风在护校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很快被介绍加入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应该说,这是戴临风开始参加革命的标志。

马廷英就任东北中学校长时,还聘来了进步老师高兰和张佑彦(石光)。高兰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朗诵诗人,在鸡公山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抗战诗歌《鸡公山,你多么年轻!》。而石光则是中共地下党员。随着日寇铁蹄的日渐逼近,东北中学在马校长的带领下再次南迁,经湖北武昌,到湖南桃花坪,再到四川静宁寺,跨越四省,行程两千五百里,历经波折。学校每到一地,在石光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抗日宣传,石光老师也成了戴临风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87年6月28日,时年79岁的石光偕夫人到北京戴临风家作客,他们把酒忆旧,激动不已。戴临风即席填词《水调歌头》,其词写道:

“伏骥思千里,髦耋恋童心。当年烽火神州,师友浴征尘。揖别鸡公、黄鹤,小憩桃坪、筑市,剑阁叩川门。随迹播松柳,留观后来春。 胸襟阔,天地窄,羡飞云。武陵溪短,延水方识问津人。半世翻腾起伏,赢得闲花谧境,谈笑数欢辛。卌载都不见,谁忍却金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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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日宣传和文艺结缘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东北中学师生终于于1939年7月到达四川省威远县自贡的静宁寺安定下来。东北中学与另一所东北中山中学共居一寺,一墙之隔。这时的戴临风已是高年级的学生,成为学生会的成员。很快学校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会不仅民主选举了校长,还成立了“九月剧团”,请高兰老师为艺术指导,将能歌善舞、能说会写,具有各方面艺术天分,政治上愿意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集中起来,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日宣传活动

九月剧团开展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就是歌咏、话剧和壁报。活动遍及威远县,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甚至当时的报纸连篇累牍进行报道。戴临风至今不忘在自贡的一次演出时,差点挨打的情形。剧团在自贡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戴临风饰演卖艺老人,当他举鞭痛打因饥饿无力而倒地的女儿时,扮演工人的同学在大喊“住手”声中冲进来夺下鞭子,没想到他后面竟跟着两位愤怒的观众直奔而来,举拳便打。全场观众也跟着喊打,经过一番解释方才未酿成大祸。有趣的是,当他表示悔恨,以手拍头,啊的一声,却引来一阵笑声,原来他为了化装成白发苍苍的老艺人时,在头顶撤了一把面粉,这一拍竟拍得云雾缭绕,让凝重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就这样,年方18岁的戴临风为了抗日,和文艺结缘,为日后成为党的宣传干部打下了基础。

然而,为了遏制东北中学蓬勃的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当局调来了一个化学老师王涣彬,在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千方百计地破坏九月剧团的演出活动。戴临风后来写诗称王涣彬为“牛魔王”,上课时怀揣手枪,向学生灌输“一个主义一个党”,不想却偏碰上于永昌。这个蒙古某王公的义子,身材魁梧,好打抱不平,对进步学生的抗日活动颇为支持。他见王涣彬掏枪示众,气愤不过,拿出匕首插在桌子上,吓得王涣彬溜出了教室,引来学生们一阵哄笑。对于三青团,进步学生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始终不能公开活动

时值长沙大火之后,九月剧团团长黄德普写出剧本《火》,讽刺国民党当局所谓的“焦土抗战”,不顾百姓的死活。在学校演出后,师生们非常气愤,却招来了王涣彬的报复,反污演出为奸党活动,黄德普为“汉奸”,勾结警察要逮捕黄德普,得知此消息后,校党支部通知黄德普连夜离校,并决定解散九月剧团,让暴露身份的学生离开学校,前往成都。尚未入党的戴临风也在其中,从此离开了东北中学,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成都,党组织利用和四川省电台的关系,让戴临风等每周在电台广播一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戴临风的进步表现,经过党组织的多年考察,未经候补,就直接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都东总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后,戴临风先后转赴陕西凤翔东北竟存中学和咸阳中心小学任教。1942年7月调到延安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任教。同年10月,在延安边区文协工作。1944年,担任西北文艺工作团研究室主任。1948年,胡宗南部包围延安,妄图消灭我根据地。在延安保卫战中,他作为抗大创作组的负责人,带着组织交办的任务,冒着危险来到了战场前线。不料,国民党36师突然向他所在的壶梯山开炮,一块炮弹片击中了他身边的同志,戴临风幸免于难。戴临风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带领同志们勇敢杀敌,由于他在延安保卫战的突出表现,被边区政府评大功一次。

1949年,戴临风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任干事。1953年,奉命调往中宣部,担任宣传处干事。1954年,根据党中央“我们要及时了解基层宣传工作”的指示,他主动要求去陕西渭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西北慰问团成员,去朝鲜前线慰问我志愿军。美军依仗强大的武器优势,飞机在天空中横行霸道,低空扫射,追击他们的马队。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幸亏部队用高射机枪反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戴临风因公出差,不在中宣部机关。待他回来后,看到中宣部机关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其中还有他们宣传处秦川的大字报,于是,顺口说了声:“哪儿有那么多右派?”第二天,他就莫明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中宣部内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有不同看法的九名干部称为“九条大鲨鱼”,说他们要吃人,要让我们亡党亡国。戴临风替秦川说了两句公道话,也成了“大鲨鱼”,随后便被调离了中宣部。

“出了事,我担着”,半生事业为电视

戴临风调离中宣部后,被发派到安徽省来安县施官公社劳动改造。幸运的是,由于是首次从中央下放,一同下放的9条“大鲨鱼”中,除2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外,其余七鲨全都分配担任社队干部。戴临风是最小的一条,担任了生产大队支书,除劳动、开会、学习外,还可自由到小队走走,社员都叫他“戴书记”,一年的劳动改造,反而成了深入基层了解的好机会。九鲨事件澄清后,戴临风回到中宣部等候分配。此时北京电视台刚刚成立,总理批示由中宣部调一人到北京电视台当领导。就戴临风和新中国电视事业结下了半生缘。

1962年,戴临风先后担任台新闻部主任、副台长。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百业待兴,尚未形成规模。自从他去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竭尽全力抓新闻播出,经过中央批准,创办了《新闻联播》栏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全国观众每日必看的主打节目。

“文革”期间,北京电视台同样是混乱不堪,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于节目无法保证正常播出。1967年初, 因为电视节目的匮乏,停播了一个月,这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绝无仅有,直到 1967年2月4日才恢复播出,也只能是每周播一次。1973年1月,中央任命任继胜为北京电视台台长,徐国盛、戴临风、王枫、孟启予为副台长,一直到1976年。作为军人出生的任继胜对电视台业务并不精通,因此从一开始,已经担任副台长10年并兼任新闻部主任的戴临风,实际主管电视台的各项业务工作。据多位中央电视台老人回忆,在他们印象中,从1973年起到1982年,戴临风是以副台长的身份,实际承担中央电视台一把手的工作,任继胜直到1980年3月才从中央电视台调出,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当时确定中央电视台的标志为“CCTV”,有的领导反对,说中国电视台为什么要用外国字?戴临风说:TV是国际上通用的电视台缩写(Television),第一个C字母是代表中国(China),第二个C字母代表中央(Central)。这是因为我们电视台要向国外宣传的因素。经过一场争论,戴临风的意见被定下来。他还请人设计了卫星轨迹的台徽,一直延用至今,流行世界。1979年,他亲自带队赴香港采购影片,在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引进了美国电视剧,这就是一度引起轰动的《大西洋底来的人》。随后《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以及后来在《正大综艺》中播出的《侠胆雄狮》、《成长的烦恼》,都曾经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上风靡一时,并且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为了解决电视台制作节目的经费问题,戴临风开辟了为中外客户做广告宣传的业务。当明有人认为,电视台是党的宣传喉舌,怎么能播广告?这事反映到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书记说,“他们不播广告,谁给他们钱做节目?”总书记的话使得戴临风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获得支持。此外,他还在节目形式上进行改进,从国外购进了一批有关动物的电视片,开辟《动物世界》栏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直到现在仍长盛不衰。

不过,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远非这些,最为突出的在于他对中国原创电视连续剧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贡献。最初,编剧许欢子把一本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敌营十八年》改编成六集电视连续剧,当时电视连续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还没有搞过,戴临风拍板可以一试。拍出后,播出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在当时并不为观众所接受。

1979年导演王扶林从英国考察回国,提到英国改编的莎士比亚剧集,十分畅销,深受全世界观众欢迎。戴临风当即决定,也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首当其冲,就是要拍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消息一出,可谓是石破惊天!因为红学界历来论战不休,首先在剧本改编上就很难办。戴临风在诗中回忆道:“内部定案尚顺利,传言社会翻了天。你们胆大诚可爱,没把祖宗脸丢完,红学岂可轻易碰,国之瑰宝万世传。标点符号不可动,改成戏文准难堪。更有低俗村头语,难登大雅不予谈。”尤见他当时压力之大。但戴临风决心已定,“塞听东讽西嘲,拼却老颜红”,就是拼出老命也要干下去。

为了拍摄《红楼梦》,戴临风倾注了全部心血。从组织班子,统一思想,到剧本的编审,无不亲历亲为。他担任摄制级领导成员,参与改编、摄制全过程,聘请专家、学者、作家讨论剧本,最终由他拍板定谳,这其中需要的是相当的识见和魄力。三十六集红剧反复修改、审查,累计近百集,夜以继日,前后数年。这期间历经波折,面对各种责难,毫不动摇。

电视剧播出之后,后六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学者丁维中认为:“红”剧全然改变甚至抽掉了以“理”为基础的金玉良缘和以“情”为基础的木石前盟的对立冲突;这条重线索处理的失当,是导致全剧性失败的关键之一。“红”剧的全部,看不出黛玉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深刻原因;中部,宝黛爱情的情节断了线;直到最后,宝钗还在争取“备选”入宫,而贾母竟对木石前盟原想“恩准”,打算选择咯血不止、病入膏肓的黛玉为“宝二奶奶”,如此等等,不仅缺乏逻辑根据,而且根本上改变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性质

参加87版红楼梦播出后学会研讨会的专家们则一致认为:

虽然,高鹗的续作劣于雪芹的原著已有定评,多有悖于原著也为世人所知,但它毕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淘汰了众多的续书流传至今。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了人们审美心理的需求,补全了《红楼梦》,而且因为它以个别情节的精彩描写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越剧《红楼梦》的成功又大大强化了人们对高续的接受和认同。因此,改编者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吸收高续合理的部分,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的美学理想,并将故事尽量敷演得合乎事理人情。电视剧虽然以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的提示、红学研究成果为强有力的改编依据,但终于未能补续出超过高鹗水平的结尾。

伴随着批评,流言四起:87版《红楼梦》之所以对后四十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是因为在当时的红学阵营中,周汝昌一派较冯其庸、李希凡一派占明显上风;而冯其庸、李希凡之所以不当87版《红楼梦》的顾问,是因为他们对后四十回的改编相当不满……

而事实上,《红楼梦》剧组在北京饭店举行成立仪式,同时发布顾问委员会名单,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都曾发表。当时的顾问名单中并没有冯、李两位。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剧本,剧本是半年之后才写好的。李希凡曾公开表示,《红楼梦》不可改编,曹雪芹之所以用小说这个体裁来写《红楼梦》,不是用绘画,不是用诗歌,不是用戏曲,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小说这个最佳载体,《红楼梦》剧组不可能找一个公开反对改编的学者做学术顾问。红学大家、当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要求顾问人选须经他同意,亦被剧组认为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要求。至于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也不可能为后40回如何改拿主意,当时他在美国

今人很难想象,在当时,后40集究竟如何拍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政治难题。为了规避风险,剧组曾经想过A版、B版的方案:A版对后40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B版严格遵照广为流传的120回本;A版先拍,B版后拍。但到了拍摄后期,运转了几年的剧组已将散场。670万的拍摄经费,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但其中,中央电视台投资的七八十万,主要用于建大观园一期,大观园所在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投资近100万,余下由一位山东农民企业家投资,但钱迟迟不能到齐。剧组在北京西山租了一个部队厂房搭景,每搭一个景之前,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个景可以拍多少场戏。像太虚幻境一类,只能用一次景而且花费不菲的情节,只好忍痛舍掉。三位主角——欧阳奋强、陈晓旭和邓婕拍一集的报酬是300元,剧组经常出外景,一个考虑就是为了给演员们争取到额外的外景补贴。拍到后期,三位主角还是嫌片酬太少,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把报酬从一集三百元提高到一集八百元……A、B版计划很难执行下去。

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当众决断:就按A版拍,出了事,我担着。[1]态度坚决,语出铿锵。此前,他大胆启用了年轻的编剧周岭,创造性地进行改编,恰当地处理了原续作的情节衔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需要勇气。戴临风的表态无疑是对年轻探索者的保护,为此,周岭和戴临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岭后来回忆说,认识戴临风以来,戴身边的人就从来没有叫过他“戴台长”或者“戴老,大家全都叫他“老戴”,包括《红楼梦》剧组当年那些小妮子和小男孩们。其中可见戴临风在整个红剧工作人员心中的亲和力。可以说,没有戴临风,就不会取得87版《红楼梦》播出的成功。

1987年,当《红楼梦》播出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可谓是一炮而红。紧接着海内外购片者纷至沓来,这对于当初那些说三道四、自命不凡的专家们,无疑是开了个玩笑。正如戴临风所写得那样:“众口同声皆道好,虽存瑕点玉尤真,但愿微解其中味,不负雪芹一片心。”然而,戴临风并不居功,在片中只以“总监制”冠名,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世楷模!

十年后的1990年,戴临风再拍《三国演义》同样取得成功,和红剧一样至今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不仅影响了几代人,也改变近百演员的人生命运。2003年《红楼梦》剧组20年后在《艺术人生》再聚首,83岁的戴临风就作为特别嘉宾来到了“大观园”,大家见面唏嘘不已,激动不已,对于参与红剧的拍摄无不感到自豪。

王枫(央视第5任台长,1982年~1988年)

王枫,1931年生,辽宁营口人。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曾在党领导下的热河省电台、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人民播送台等处从事技术工作。建国后曾于1953年去捷克学习,1956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科学研究所、北京广播录音器材厂、全国彩电会战办公室等单位从事技术及领导工作,曾一度进党校、援阿尔巴利亚专家组学习、工作,并完成了尼克松、田中角荣访华期间的电视采访转播任务。1973年从欧洲五国考察归来便调入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主管技术工作,1976年担任副台长,1982年担任台长,1983年担任彩电中心的工程总工艺师,1987年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88年辞去台长职务。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是中共十三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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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王枫

在他主持和主管中央电视台期间,曾亲自参与了许多大型的电视节目的策划和创作,尤其是影响全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历届春节联欢晚会,虽只挂顾问,但实为创作者之一;《三国演义》领导小组组长,电视剧《解放》总策划,此外还参加了大型连续剧《唐明皇》和《红楼梦》以及《人与人》、《话说长江》等特别节目的组织策划工作;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他担任亚运会组委会广播电视委员会主任,成功地完成了亚运会的广播电视转播工作,从而显示了我国作为世界电视大国的实力,为此国际奥委会授予他“奥林匹克贡献奖”。在组织领导工作之余,他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专业文章:如《在新的起点开拓前进》、《充分发挥电视的特长把更多的好节目奉献给观众》等。

1931年出生的王枫算是首位能够被称为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人,他在《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年》的人物志上是被排在第一位介绍的。从他开始,中央电视台台长开始越来越被重视,并开始出现广电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先例。

1983年的首届春晚是个创造性的发轫,而且因为没有钱做录像,所以只好直播

王枫是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电视技术的人,他从1946年参加革命开始,后来就一直在广播系统担任技术员或者技术官员、研究员。王枫确定我国彩电选用彩色和黑白能兼容的PAL制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在技术官员出身的王枫时段里,中央电视台开始了每年大年三十的影响全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春节联欢晚会直播之旅。

另外,他还担任过大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监制,《三国演义》领导小组组长,参加了大型连续剧《唐明皇》以及《人与人》《话说长江》等特别节目的组织策划工作。

黄惠群(央视第6任台长,1988年~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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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群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时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特殊时期。1985年7月来中央电视台之前,黄惠群担任过翻译,在高校担任外语教学工作,后来进入广电系统主要从事的是干部、党务、外事工作,并没有多少业务主管经验。也因为如此,所以她比较超脱,主要发挥她突出的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其他几位业务副台长的能动性,牵头把中央电视台的各项工作组织协调起来。

杨伟光(央视第7任台长,1991年~1999年)

杨伟光,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35年生,1956年10月入党,1961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副台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台长、广电部副部长等职。2014年9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79岁。

杨伟光,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35年11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5年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研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出版研究成果《中国电视论纲》。2002年9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女娲亚太基金会资深顾问。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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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 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台长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赵化勇(央视第8任台长,1999年~2009年)

赵化勇,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原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总编辑,高级编辑。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1968年天长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197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75年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辑工作。先后在新闻部、专题部、社教部、经济部、文艺中心任职。赵化勇在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以来,提出“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发展战略,目前形成了以CCTV-1综合频道为龙头、各个专业频道相互支撑的频道网络。 2009年5月17日卸任,由中宣部副部长焦利出任央视台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文联第八届副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2012年12月当选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五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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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赵化勇执掌央视之前,他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整整工作了24年。这是中央电视台历任台长接棒前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间最长的。

2009年2月9日晚,也是农历元宵之夜,央视在其新址的北配楼燃放烟花庆祝。但由于其属于擅自雇用人员违规燃放A类烟火,管辖地的呼家楼派出所民警曾3次上门警告、制止,但均未受到重视,以致最终酿成了大祸。烟花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近6个小时,造成了1死7伤、附近上千名居民被疏散。

2009年5月16日,焦利接棒赵化勇,结束了中央电视台长达十年的赵化勇时代。据介绍,这次调整是因赵化勇已达到规定的任职年龄界限,属正常的干部新老交替。

个人履历

1968.10-1972.03安徽天长市跃进社插队、教师 

1972.03-1975.07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

1975.08-1977.12 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地方组编辑

1978.01-1984.12 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农业、民族组副组长

1984.12-1986.08 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副主任

1986.08-1989.07 中央电视台社教部副主任(1988.07-1989.07中央讲师团白银分团团长)

1989.08-1992.08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副主任、主任

1992.08-1993.03中央电视台台长助理兼经济部主任

1993.03-1994.02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1994.02-1995.07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兼文艺中心主任(1994.09-1997.01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1995.07-1999.01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兼卫传中心主

1999.02-2005.07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

2005.07-2006.11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兼任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11-2009.05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兼任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文联第八届副主席

2009.05-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文联第八届副主席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

2009.5.16卸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

2009年2月10日,国务院通报央视新台址火灾处理结果,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被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

2010年——-至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

焦利(央视第9任台长,2009年至2011年

焦利,男,汉族,1955年4月生,河北正定人,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编辑。历任中央电视台台长。2011年11月,中央决定,免去焦利同志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2012年1月21日,国务院任命焦利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2012年10月,焦利,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仅十个月之后去职。新闻出版总署官网“署长之窗”一栏中,已无焦利的名字。

人物履历

焦利出生于1955年,河北正定人;17岁时参加工作,恢复高考后,23岁的焦利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供职于辽宁日报社,后任该报社副总编辑;42岁时转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辽宁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2012年1月21日,国务院任命焦利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2012年10月辞去这一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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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履历看来,焦利之前从来没有在广电系统待过,可算是前所未有的空降“中央电视台”,当时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1978——1982年,辽宁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2——1989年辽宁日报社工作,任记者、总编辑室、工业部副主任;

1989——1991年,辽宁日报社总编室主任;

1991——1992年,辽宁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总编室主任;

1992——1994年,辽宁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兼编委办公室主任;

1994——1997年,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常委;

1997——1999年,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99——2001年,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辽宁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2001——2001年,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正厅级);

2001.07——2001.10,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1.10——2008.09,辽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8.09——2009.05,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09.05——2011.11,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

焦利同志是中共十七大代表,1991年12月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创办了东北发行量最大的《辽沈晚报》。

2011年11月,中央决定,任命胡占凡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免去焦利同志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另有任用。2012年1月21日,1月21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焦利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2012年10月16日,据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显示,焦利不再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职务。

胡占凡(央视第10任台长,2011年至2015年)

胡占凡,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黑龙江木兰人,1970年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毕业,高级编辑。曾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分党组书记、台长。

胡占凡曾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11年在焦利去职之后走马上任。1953年11月出生,至今已超过60岁。据华西都市报称,胡占凡是因到退休年龄,正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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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占凡在任这几年,央视面临了重大挑战。继2014年5月31日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后,2014年7月,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被检方带走。之后,还有央视财经频道女主播欧阳智薇、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央视电视剧频道副总监黄海涛等也被带走。

人物履历

1970-1976年 黑龙江木兰县广播站记者、播音员

1976-1983年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

1983-1987年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学生

1987-1993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记者、主任

1993-1994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助理兼新闻中心主任

1994-1996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分党组成员(副司局级)(其间:1995-1996年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

1996-1998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分党组成员(正司局级)

1998-1999年 广电总局办公厅(法规司)副主任(副司长)

1999-2001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分党组副书记

2001-2010年 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 2005-2005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0-2011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2011-2013年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分党组书记、台长

2013-2015.04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分党组书记、台长

现任台长:聂辰席(央视第11任台长,2015年~)

聂辰席,男,汉族,1957年7月生,灵寿人,1993年2月入党,1974年9月参加工作,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工程师

2015年4月7日,中央电视台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中央电视台台长调整的决定。中央决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聂辰席同志兼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央视历史上第一位工程师台长

和胡占凡就任央视台长时的年纪一样,聂辰席现年58岁。本次人事变动前,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聂辰席紧排在局长、党组书记蔡赴朝之后,列在领导一栏的第二位,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排在第九位。

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杨伟光、赵化勇、焦利、胡占凡等央视台长不同,聂辰席既无新闻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一线采编经历,但从履历上看,他拥有深厚的理工科和管理学背景。

聂辰席是河北灵寿人,履历显示,他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程序设计专业,之后进入河北省统计局工作了7年,先后担任计算中心干部、主任科员、工程师。期间1985年聂辰席在美国IBM公司研修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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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聂辰席调到河北省经济信息中心数据库和程序部担任工程师,并在河北经贸金融函授学院学习了两年涉外经济,为之后从信息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打下了基础。

1992年6月,35岁的聂辰席进入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翌年入党,这位计算机程序工程师由此走上了一段两年一升职的仕途快车道。1999年5月,聂辰席从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出任邯郸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之后继续两年上一步,先后任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2006年11月,聂辰席在49岁时升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开始主管河北省的文化宣传工作。

在聂辰席担任河北省宣传部部长的5年间,河北影视剧创作异军突起.河北投资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创国产电影多项票房纪录,聂辰席还在电影中担任艺术指导。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加大“冀版精品出版工程”实施力度,《军旗飘飘》《士兵突击》等五种图书发行量突破55万册,被称为“创造了河北省近几年来一般图书发行的奇迹”。

聂辰席提出河北要重点打造“红色太行、壮美长城、诚义燕赵、神韵京畿、弄潮渤海”五大文化品牌。2011年聂辰席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河北省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提前两年完成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任务。

聂辰席学习进修经历非常丰富。除之前的赴美研修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和函授学习涉外经济,1991年9月-1994年6月,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1999年10月-2000年10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3月-1999年7月,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1999年9月-2003年9月,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9月-2006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民商法博士后研究。

2011年11月,聂辰席转任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短暂过渡一年后,2012年10月,他回到宣传系统,调往北京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自1991年以来,中央电视台的历任台长都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1991-1999年在任的杨伟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有高级编辑职称,1999-2009年担任台长的赵化勇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专题部、社教部、经济部、文艺中心工作,同样为高级编辑;2009-2011年的焦利虽然是辽宁大学经济系出身,但毕业后即在《辽宁日报》工作了15年,也拥有高级编辑职称。聂辰席的前任胡占凡17岁即到黑龙江木兰县广播站做记者,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班毕业,之后长期任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胡占凡2011年由《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调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在他任上,央视经历了网络视频的崛起冲击,最近一年央视腐败窝案也不是爆出丑闻。央视内部员工评价说,胡占凡忙于应对危机,力求平稳,改革力度远没有前任大,央视这艘大船对新媒体的发展反应迟缓。

尽管聂辰席缺乏新闻从业经验,但计算机工程师和管理学博士的背景,让他对媒体产业转型有更多的敏感。2014年10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树立广电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高度自觉”。2015年3月25日,聂辰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2015主题报告会上提出,互联网++将改变广播影视业。

人物履历

1974.09——1977.03,河北省灵寿县管村供销社会计;

1977.03——1980.03,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程序设计专业学习;

1980.03——1985.07,河北省统计局计算中心干部;

1985.07——1987.10,河北省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科员、工程师(其间:1985.06——1985.12在美国IBM公司研修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1987.10——1991.09,河北省经济信息中心数据库和程序部主任科员、工程师(其间:1988.06——1990.06在河北财贸金融函授学院涉外经济专业学习);

1991.09——1992.06,河北省经济信息中心数据库和程序部副主任(正科级);

1992.06——1993.02,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主任科员;

1993.02——1995.02,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经济研究中心)信息资料处副处长(其间:1991.09——1994.06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5.02——1997.01,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经济研究中心)教育科研处处长;

1997.01——1999.05,河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1999.05——2001.07,河北省邯郸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其间:1999.10——2000.10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99.03——1999.07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

2001.07——2003.03,河北省邯郸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03.03——2003.04,河北省邯郸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3.04——2004.03,河北省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1999.09——2003.09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4.03——2006.11,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其间:2004.09——2006.06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民商法博士后研究);

2006.11——2007.12,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7.12——2011.11,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2011.11——2012.10,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2.10——2013.04,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13.04——2015.0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2015.0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中央电视台台长。

中共河北省第七届、第八届省委委员,第七届、第八届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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